关于某养猪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案的辩护要点


摘要

一养猪场遭强拆后引起信访维权,相关人员遭打击报复,被以诈骗罪(有关涉农补贴)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有关设施农用地)追诉。华一所夏楠律师和秦旭东律师代理了本案辩护。相关案情《南方周末》曾有详细报道(《养猪场被强拆,民告官胜诉后,却被控“两宗罪”》)。

关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指控,一审审理过程中,检方以证据发生变化为由撤回起诉。

以下为有关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指控的辩护要点梳理。

一、生猪养殖场用地属于农业用地范畴,合作社并未改变土地用途,对土地的利用合规合法,依法不需办理转用审批。

根据《刑法》规定,指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本罪在1997年刑法中为“非法占用耕地罪”,经2001年《刑法修正案(二)》修改,将保护的法益从“耕地”改为“农用地”。

养殖业属于农业范畴,合作社将租赁的耕地用于养殖业,仍属于农业范畴内的调整使用。根据相关土地管理法规和规章,除涉及基本农田的情形外,不需要办理土地转用审批手续,因此不存在违反土地利用规划,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情况,当然也不属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适用的情形。

 早在2007年,原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的《关于促进规模化禽畜养殖有关用地政策的通知》(国土发[2007]220号),就曾涉有“兴办规模化需畜禽养殖所需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作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用地,不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的规定。

 2014年,原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明确将设施农用地具体划分为生产设施用地、附属设施用地以及配套设施用地。其中,生产设施用地包括“规模化养殖中畜禽舍(含场区内通道)、畜禽有机物处置等生产设施及绿化隔离带用地”;附属设施用地包括“设施农业生产中必需配套的检验检疫监测、动植物疫病虫害防控等技术设施以及必要管理用房用地”,“设施农业生产中必需配套的畜禽养殖粪便、污水等废弃物收集、存储、处理等环保设施用地,生物质(有机)肥料生产设施用地”,“设施农业生产中所必需的设备、原料、农产品临时存储、分拣包装场所用地,符合农村道路规定的场内道路等用地。”

“设施农业用地按农用地管理。生产设施、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用地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其性质属于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国土资发〔2014〕127号文还取消了原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的《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5号)中有关设施农用地需要县级政府审批同意的规定。改为用地协议备案规定,而备案的主体是乡镇政府,而不是用地经营者。

 2019年,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4号)规定,“设施农业属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可以使用一般耕地,不需落实占补平衡。”该通知也明确设施农业用地仅适用备案制度,而非审批手续。 

2009年1月,养殖场所在的乡镇规划建设管理所出具《养猪合作社选址意见》,明确同意合作社用地选址。2010年7月,镇政府出具《证明》,合作社选址不在该县畜禽禁建区内。

 2010年7月,县农业局对于合作社的环评报告出具预审意见,同意上报;县环保局经实地勘察和审查环保报告,出具审查意见,认为该项目属于畜牧养殖业,不在县划定的畜禽养殖禁建区内,选址合理。10月,市环保局审批同意该养殖场项目。 

  而在2014年8月,县农业局审核认为,“该场所选址远离居民区,不在禁建、禁养区,且符合地方政府的规划要求,取得了市环境保护局批复的环评报告表。” 

相关证据还可证明,合作社向镇财政所缴纳了10000元的猪场占用耕地复垦费。

另据辩护律师从县自然资源局调取的《某县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图(局部)——某养猪合作社》显示,14429.05平方米的红线范围内,即合作社养殖场选址范围内,有12143.31平方米土地性质为“设施农用地”。调取的《县2018年年度变更现状图(局部)》也显示,合作社养殖场选址范围内占主体的用地面积,性质为“设施农用地”。

而据县自然资源局向侦查机关出具的说明,该局在进行年度变更调查时,根据该用地情况的现状使用情况,将地类变更为设施农业用地。

县自然资源局对合作社养殖场用地,自2011年至2018年间,每年都有遥感影响图,自2009年至2020年,每年都有卫星图,对该用地情况一直进行着监测,是明了其性质的。而其作为土地监管和执法部门,从未提示过要办理所谓设施农用地审批手续,更没有进行过调查处理。

由此可见,县土地监管部门是明确认可合作社养殖场用地的“设施农用地”性质,并据此进行日常管理的。

综上,合作社养殖场的选址和用地合规合法,其建设并进行生猪养殖近十年,期间一直在接受县相关部门的日常监管,没有任何部门对其用地情况提出过非议。连行政违法都没有,何来犯罪?公诉机关对合作社未取得相关部门审批办理征占用地手续的指控,没有事实依据,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

二、合作社并未造成耕地大量、严重毁坏,公诉机关的相关主要证据不合法,应予以排除。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14号),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是指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非法占用耕地“造成耕地大量毁坏”,是指非法占用耕地进行非农业建设,造成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

公诉机关指控合作社犯罪的主要证据,是一份鉴定书。该鉴定认为合作社占用耕地总面积为19.56亩,其中占用并毁坏耕地面积为14.03亩。而所谓毁坏,主要是指对地面进行水泥硬化,“耕地的耕作层遭受严重毁坏,使原有的耕地种植条件遭受严重毁坏”。

但是,关于该司法鉴定,侦查机关所委托鉴定内容中,“鉴定对象占用土地坐落位置和面积情况的鉴定”、“鉴定对象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占用土地、地类情况的鉴定”两项,均超出该司法鉴定所登记业务范围与执业类别。

根据该鉴定书的第四部分“鉴定过程”一节明确记载,2022年某月某日,该鉴定所指派两位司法鉴定人员,在县公安局两位民警的陪同下,见证人某某(村干部)见证下,在六位指认人的现场指认下,到达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占用地现场进行勘查、  GPS定位、测量、无人机航拍等鉴定工作。

根据《耕地和林地破坏司法鉴定技术规范》( SF/T0074—2020)5.2.1规定,“根据划分的土地鉴定单元,依次进行面积测绘,测绘工作应在具备测绘资质的单位协助下完成”。如该“鉴定过程”明确记载,该司法检定所的鉴定过程中,面积测绘工作没有具有测绘资质的单位参与。

综上,该鉴定意见属非法证据,依法应予排除。

而根据辩护律师从县自然资源局调取的地类情况材料显示:合作社占地红线范围总面积14429.05平方米(21.64亩),其中设施农用地12143.31平方米(18.22亩)、耕地(水田)面积911.69平方米(1.37亩),耕地中基本农田194.7平方米(0.29亩)。由此可见,其所占用基本农田面积及占用耕地面积,远未达到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构罪标准。

而且,从现场勘查情况以及被告人的供述可知,合作社在耕地上所进行的水泥硬化,仅在土地表层,清理薄薄的水泥层后,即可复耕,没有修建永久性建筑物,不存在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耕地的情况。 

综上,合作社租赁土地用于生猪养殖,属于农业用地范畴,没有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符合相关土地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不需要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其也没有造成耕地大量、严重毁坏。公诉机关对合作社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指控,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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