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看没看新京报发的《这是一起罕见的无罪判决》。
坦率说，还真没看（被提醒之后，才去找来看了看）。
学力星球案一审无罪之后，很多媒体、自媒体都在分析这个案子。声音太多。
而且，大多数的声音，聊的都是皮毛。
一、“直接”的“真实商品或服务”
媒体、自媒体几乎百分百提到了学力星球提供了“真实的商品或服务”。
这句话，就不准确。
学力星球能够无罪，核心是提供了“直接”的“真实商品或服务”。
注意——直接——这两个字，才是精髓。
我先举个反例。
张三说，他研发了新型消杀仪，比紫外线消杀更安全，比84消杀更气味清新，全国五千万家酒店、民宿，市场前景非常好。但传统的销售模式——先卖出机器，等收到回款后再投入再生产——无法迅速抢占先机。所以，张三开放投资渠道，只要投1988元，就可以成为权益合伙人，共同享受市场回报。
张三的商业模式，有“真实的商品”或“真实的商品价值”吗？
有的。
中国作为世界产业链最全的制造胜地，想要“商品”，就一定能做出“商品”。张三找代工厂做个几百台消杀仪，再找些民宿、酒店去铺货，承诺试用六个月，不满意可以无条件退款。只要张三不断寻找合作民宿、酒店，循环铺货，必然能够形成一种产销两旺的样子。
那么，你说张三是提供了真实的商品或服务，还是制造营销假象？
而学力星球与张三有什么不同？
区别就是——“直接”。买学力星球的读书卡，购买者就能“直接”享受视频听书的“商品或服务”。购买者与使用者，是“直接”对应的。在学力星球，用户可以只听书，不拉下线。这与花钱买腾讯视频会员，没有区别。
而张三的模式，购买者与“使用者/消费者”是分离的。所谓的“投资人”“购买者”并不会自己使用消杀仪。即，他们的“购买”或“投资”，自始就不存在“直接消费”的客观可能性。他们投1988，唯一的目的是享受资本收益，而非“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
一旦出现购买者与“使用者/消费者”的分离。如果有真实的商品或服务，但“购买”与“消费”并不直接对应，就有可能涉嫌非吸、非法发行证券。而没有真实的“商品或服务”，或以少量“商品或服务”制造履约假象，则有可能涉嫌一般诈骗、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罪名。而假设张三再加入一点“裂变营销”，就有可能涉嫌传销。
二、“有限”的返利
当然，你可能会质疑。假设李四一个人买三张读书卡，把三张卡都送人，这不就是购买者与使用者的分离了吗？
任何商品，都无法避免购买者与使用者的分离。如，我花钱买台冰箱，给我妈用，是不是购买者与使用者的分离？或者，我帮我孩子约个网约车，我付钱，他乘车，是不是购买者与使用者的分离？
肯定是。
但这种“分离”，落点还是“使用价值”。我妈用的是冰箱这个商品，我孩子享受的是客运服务。他/她们都获得了真实的“使用价值”。而非像张三模式那样，“购买者”压根不会考虑自己或自家亲友去用消杀仪。（不排除个别开民宿的，自己“投资”，自己的民宿也适用消杀仪器，这种小占比现象不足以否定整体的“非直接”）甚至，不排除，我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享受到“投资回报”。比如，我给孩子约网约车、买机票等，都能收到现金返利。
于是，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我收到了“返利”，你会认为我在参与传销吗？
不会的。我是收到了“返利”，但我从商家收到的“返利”，相比于我的支出，一定是有限的。
学力星球也是如此——返利是有限的。具体而言，李四支出198买学力星球的卡，自己视频听书，学力星球获得198。
李四也可以介绍他人购买。假设王五通过李四的介绍，也买了学历星球的卡。王五支出198，李四获得99元返利，学力星球自留99。
赵六又通过王五的介绍，买学力星球的卡。刘二麻子通过赵六的介绍，也买学力星球的卡。那么，刘二麻子-赵六-王五-李四-学力星球，看起来就是一条线。这条“线”上，学力星球始终留存50%的商品利润，李四、王五、赵六也始终只在另50%中去互相分。这就保障了资金链的安全性。
再加上，学力星球还有广告收益。侦查机关自己提取的电子数据就能够证明，学力星球为客户提供“返利”的资金来源有很大部分系来自广告费，而非只依赖198的卡销售。这就进一步巩固了资金链安全。
而“传销”返利的核心特征是什么？
“传销”的本质是“超限返利”，甚至“无限返利”（例如天天返、终身返），给付总额成为数学意义上的无穷大。用财会思维来说就是：当综合分配率 r 达到或超过临界分配率 r* = 1 −（运营成本 − 其他收入）÷ 主收入时，返利已经"超限"，模式结构性亏损；若返利倍数再超过 1（承诺返还多于本金），缺口就变成必然。
我写《传销的本质是数学》时说了，法律之所以打击传销，制度目的是防范涉众金融资金链断裂之后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不具有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就可以排除传销。
三、“有限”的层级
有些自媒体，或有些接受采访的学者说，学力星球的层级高达38级。
这就是典型的只见皮毛。
所谓“层级”，也是与“返利”直接相关的。
任何商品或服务，都可以设计出很多的层级。例如，我卖可乐饮料，设立大中华级、国级、大区级、省级、市级、县级、乡级、村级、销售点级、村民级……
十个层级了，但你能说我“有层级就是传销”吗？
传销关注层级，是因为每多一层“参与返利”的层级，就更有可能临近“临界分配率 r*”。
能看明白吗？
无论是返利，还是层级，法律关注的都是“是否潜藏金融风险，以及金融风险背后的群体事件”。
换言之，哪怕张三卖消杀仪有38000层级，但只要参与返利的层级是有限的，不至于诱发金融风险，便不是打击对象。学力星球在这里问题上，具有层级和返利金额的双重有限性。这是学力星球案能获取无罪结果的根本原因。律师不是法师，不可能把一个数学模型明确指向崩盘的金融结构“颠倒”为无罪。律师的业绩，是建立在事实有利的基础之上的。
我写《直销乱象》时说过，根据世界直销协会联盟的定义，直销系指在固定零售店铺以外的地方，独立的销售人员以面对面的方式，通过讲解和示范的方式将产品和服务直接介绍给顾客，进行消费品的销售。
这种销售方式，英文表述是“Direct Selling”。“Direct Selling”既可以是单层，也可以是多层。
中文环境下的“直销”与“传销”，其实只是翻译方式的不同。大陆地区将“Direct Selling”翻译成直销，而我国的港台地区则翻译称传销。这种译法的不同，就像大陆叫机器猫、港台叫哆啦A梦。
所以，不要一看什么“38级”，就惊呼“这都不是传销”？
还真不是。
数学，就是学力星球的证明。
四、难以复制的学力星球案
有些自媒体将学力星球案总结为——“所售商品是否物有所值”。
这是绝对不准确的。
包括我在内的辩护人确实都在强调学力星球的商品是有价值的。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加强调，学力星球的资金链是安全的，财务设计是合理的。即，不会崩盘。
我之所以参与学力星球案，目的就是想确立一种“影响性诉讼”。
长期以来，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往往是两层皮。以传销犯罪为例，无论是立法解释，还是最高院的官方理解与适用，或指导案例的裁判说理，都在强调“即便是超过三的多层级”也并不必然就是传销。
然而，落到执法层面。标准直接被简化成“有层级就是传销”。
如何去纠正这种简单粗暴的执法标准？只能通过一个个的案子，逐渐形成共识。
很高兴。无论是我们这些外地律师，还是内蒙的法律群体（当地司法人员和当地律师），在学力星球这个案件中达成了共识——学力星球虽有层级，但商品真实、收入多元、资金安全，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那么，希望学力星球这样的案例，更再多一些。以此寻求商业多样性与社会安全性之间的平衡。
学力星球的审理过程，虽说不上愉快，但以无罪收场。这很难得。证明了内蒙的办案人员还是能够听取意见的。做律师这么多年，一个深刻的感触是，很多时候，办案人员心中明知案件有问题也要一条道走到黑。他们的唯一执念就是“不能输”，而非事实和法律应该是怎样。仅凭这一点——愿意接受意见的办案人员——就已经很难复制了。
此外，前面说了，学力星球案中，侦查人员自己提取的电子数据就能证明，返利来源有很大比例来自广告费。再有，侦查人员自己提取的电子数据也能证明，学力星球的用户可以退款。即，存在退出制度。我写《刑诉法修改，改不掉法院主动放弃审判权的问题》时说过，当下的案件，电子数据越来越普遍。而电子数据的最大特性就是，侦查人员把服务器一停，辩方根本没有自行提取和制作数据分析的可能性。于是，往往就有办案人员只提取有罪数据。而被告人和辩护律师质疑办案人员的意见，也没有原始检材去做反证。这种控辩双方的实质不平等，已经严重侵害了案件的公正性。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辙，我们就是拿不到数据。这也是学力星球案难以复制的原因之一——控方证据中出现了有利于被告人的无罪内容。这只能归结为“运气”。有些案件，有幸拿到内卷。有些案件，有幸被重要媒体关注。有些案件，有幸遇到一个没有太多执念的要离职的办案人员。这些因素，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最后，学力星球案难以复制的原因，还有很多用户的出庭作证支持，这在同类案件中是不多见的。以及，学力星球中家属的极高配合度。做律师最头痛的，是被告人和家属查了豆包，让律师照着豆包的意思办。或者找了大师，让律师照着大师的意思办。还有更二逼的，说什么已经打点了什么什么关系，让律师告诉被告人应该怎么怎么说。一言以蔽之，这样的被告人、家属，都是自作孽。被判了，律师一点没招。
所以，那些不停分析学力星球案的，歇歇吧。
学力星球案的结果，确实非常罕见。因为，很难凑齐七颗龙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