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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 by 华一

陶崇园案结案:作为姐姐的这一年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 王海燕

从诉讼到和解

3月26日是陶崇园的一周年忌日,3月26日,他的家人和导师王攀在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达成和解,根据和解协议,王攀向陶崇园家人支付65万元抚慰金,同时当面向陶崇园的家人道歉。

作为陶崇园的姐姐,陶蔓菁当时没有在现场,发起诉讼的是她父母,王攀的道歉也是单独针对两位老人的。王攀拿着一张A4纸念了道歉文字,她父母当时哭到几乎坐不住,就那样接受了。原先王攀是答应过90度鞠躬的,后来又反悔了,陶家也没办法再强硬下去,陶蔓菁是个坚韧的人,但不是强硬的人,她父母也不是,陶崇园也不是。

法律程序是从去年4月开始的,从立案开始就磕磕绊绊。金宏伟是陶家的代理律师,他说,以往涉及学生在校教育中遇到的纠纷,多来自中小学生和学校或老师之间,判决依据往往来自《未成年人保护法》,大学生、研究生和学校方也上过法庭,但学生和导师之间进入法律程序的,他们找不到前例可循。

立案前,金宏伟专门到武汉,跟陶家人在一起谈了两天,告诉过他们,胜诉的把握实在太小了。当时金宏伟主要是和陶蔓菁沟通的,陶崇园走后,绝大多事情,都压在了这个20多岁的姑娘身上。金宏伟记得,当时陶蔓菁的打算是,如果能胜诉,对家人算一个安慰,如果败诉,就当一个公共参考了。总之,即使希望渺茫,她上诉的态度至始至终都很坚决,她也确实没有其它可选的路了。

立案后,陶蔓菁请了一个月假,专门收集证据。证据分为两类,一是陶崇园留下的包括QQ聊天记录截图在内的电子资料;二是人证。

聊天记录用A4纸双面打印,有100多张,怕法院问到时答不上来,陶蔓菁把这些资料全部系统地重新分类,背得几乎滚瓜烂熟。所有的资料她都觉得很重要,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对她来说都剜心掏肺,都是王攀的“罪证”。但法律有其它的逻辑,陶家对王攀发起的是民事诉讼,起诉书使用的是人格权纠纷,当时金宏伟最担心的是如何证明证据的真实性,比如QQ聊天记录,从法律上来说,甚至算不上原件;即使能证明截图的真实性,如何认定王攀行为与陶崇园坠亡的关联性呢?

在做陶崇园这个案子的时候,金宏伟询问了大量精神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如何评价王攀与陶崇园坠亡之间的关系,每个人的结论都不完全一致,有专家建议金宏伟,不要陷入数学题般精确的逻辑归因,回到常识即可。实际上,精神病学诊断里,常识和经验本身就是诊断标准的一部分,这也正是所有类似案件中,专家们不愿意上法庭作证的原因。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也有规定,基于众所周知的事实或日常生活经验能够推定出来的事实,无需举证证明。但真正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总是更希望举证方能给出明确的医学诊断作为证据。

实际上,对金宏伟来说,他最想知道陶崇园坠楼前一天发生了什么,那样可以构筑起更严密的证据链条。根据目前已知的证据,那天下午除了在宿舍睡觉,陶崇园还出去过一趟,但他到底去了哪里,发生过什么,却再也还原不出来了。坠楼前,陶崇园带在身上的手机在他坠楼后就丢失了,陶家人一直没找到。

陶蔓菁还找过许多证人,包括陶崇园在王攀指导的“D&C实验室”的同门,同学,甚至所有在武汉理工就读过的也许会和案件有零星关系的人,曾有五六个人答应愿意作证,但最后真的愿意见律师,在书面证据上签名的只有一位。陶蔓菁很理解,案子影响大,每个人的压力都大,而且很多愿意帮忙的人也未必帮得上,王攀找人去家里,经常是单独叫人,没有人真的确切地知道,其他人去王攀家里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类比可以让她更了解弟弟的生活,但无法成为证据。

庭前会议是在2018年7月份,陶蔓菁和金宏伟一起去了法院,她没让父母去,“没必要”。在那里,她再次见到王攀,还是长长的头发,大背头,但发尾似乎没有那么翘了。对陶家出示的证据,他一点也没否认,倒是很干脆地认定了聊天记录的真实性。

王攀请了两名律师,也带来了自己的证据。其中一类同样是聊天记录,这些记录里包括他曾自掏腰包给学生发钱,请学生吃饭,给队员买球鞋买队服,他反复强调自己是好老师,还带来了大约七八个人的证言。出示证言的都是王攀的学生,他们夸赞他出手大方,对学生不错。这些证言都是打印件,金宏伟试图让他出示原件,陶蔓菁则注意到另外的细节,那就是所有的证言都出自王攀早期的学生,大多是90年代的,最晚的一个也是2005届的。根据王攀的公开简历,那时他30岁左右,刚刚参加教学工作,也是他学术成果最丰富的几年。

金宏伟说,王攀在庭前会议上,情绪一直很稳定,反倒是陶蔓菁有好几次跟他呛起来,其中一次是因为王攀的律师声称,陶崇园坠楼是因为事发当天早上,陶崇园和母亲发生争吵导致的。陶蔓菁当场就哭起来,她曾反复看过事发当天母亲和弟弟现场交流的监控视频,虽然没有声音,但视频显示,两个人在肢体上一直很平静。

庭前会议后,各方都在促进和解,陶家最后答应,如果王攀愿意道歉的话,他们可以接受和解,不再坚持诉讼。一纸道歉,成了陶家在后期的主要诉求。

但签和解协议时,双方又卡住了,早在2019年2月2日,双方就去法院有过一次正式调解,调解笔录都做了,王攀同意公开道歉,现场鞠躬,但最后给出的和解协议陶家无法接受,一是道歉文字称“虽然王攀与陶崇园的死亡无因果关系,但双方愿意在法院的组织下,就王攀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对陶崇园的不当言行,所造成的悲剧表示歉意和惋惜”。二是王攀要求签订和解协议后,陶家不能再对案件发表任何言论,否则要全部返还赔偿金,并向王攀赔付违约金。

按照这个方案,抚慰金变成了“封口费”,王攀也成了承担道义责任的。陶家当然感到愤怒,但他们仍然试图去谈。在律师的提示下,陶蔓菁想将和解协议中的“发表言论”部分改成“不得发表与调解协议相悖的言论”,但王攀不同意。从他的角度,他似乎真的不认为自己对陶崇园的死亡负有责任。

实际上,如果从2019年3月最终的调解方案来看,陶家还是让步了,公开道歉和现场鞠躬的部分都没有了。王攀照着一张A4纸念出了那段道歉:“我,王攀,对在陶崇园教育培养过程中自己的不当言行表示道歉,我对失去陶崇园这名优秀的学生深表痛心,对陶崇园的悲剧表示惋惜。”

反而是在抚慰金上,双方几乎没有太多的交涉。苦苦坚持的,成了一场讨价还价后精疲力尽的潦草结尾,而这,看起来已经是能获得的最大胜利了。

一家人的牵绊

陶蔓菁能感受到,父母接受这个结果,一大半是为了她。对这两位培养了陶家湾第一位名校博士的村民来说,他们曾经朴素的正义和是非观念里,早就认定王攀有罪,应该会受到惩罚,他们一度信心满满,毫不怀疑官司会赢。这个结果算什么呢,“他还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啊”,陶蔓菁说,但她和父母都没有办法了,只能这样了。她担心父母的身体,父母担心她的前途,三个人都背着沉重的包袱。

和解后,陶蔓菁的母亲就病了,陶蔓菁多少预料到这件事,这一整年里,她母亲常常整夜整夜无法睡觉,还能撑住,全凭“要为儿子讨个说法”这口气。现在,讨说法的事已经了结了,永失至爱的痛感并没有得到安慰,相反,变得更尖锐具体了,直直往肉里扎。

陶蔓菁和陶崇园从小是乖孩子,以前父母对他们很放心,从来不管的,现在她和朋友出门,一天时间里,父母的电话接二连三打过来,全是担忧和恐惧。她是父母唯一的孩子和指望了,也是一家人的主心骨,她发的微博,她母亲每一条都会看,不是关心舆论反馈,而是怕她发表过于激烈的言论。她知道,在这一年里,舆论让陶蔓菁获得了许多帮助和安慰,但她和丈夫还是习惯性地被某种无法具体说明的顾虑牵扯着,他们怕她毕业受到影响,怕她找工作受牵连,这和当初担心陶崇园的理由一模一样。

但实际上,陶蔓菁也不是激烈的人,如果和她有所接触就会发现,她和她的父母一样悲痛欲绝,但总是想到,应该更平静地忍受。即使在庭前调解会议上见到王攀时,除了感觉母亲受到侮辱而呛声以外,她做的最激烈的事也不过是一直盯着王攀看,但王攀一直低着头,没有跟她对视,她想,“他或许还是问心有愧吧。”

陶崇园去世后,陶蔓菁就知道,陶崇园去王攀家的频率很高,但真正仔细去整理材料的时候,她才感到太恐怖了,从那些聊天记录里,她清楚地看到,陶崇园的时间大部分都被王攀占据了,打饭、做杂物、陪着打球、聊天、聆听训诫……一天接一天,一天接一天,每天如此。甚至,很多次,王攀找陶崇园聊天,直到深夜,陶崇园抗议“困了,想休息了”,王攀依然视若无睹地继续。这些对话,陶崇园曾跟同学说起过,“都是他在讲道理,他可以讲几个小时”。

而在这期间,陶崇园还在努力寻求各种途径读博,用自己配置低下的电脑跑数据发论文,在招聘季接近尾声时找到了一份超过大多数同龄人薪水的工作。再去重新审视陶崇园的生活,陶蔓菁感到的心酸:“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挤出来的。”

整理证据那一段时间,陶蔓菁很少睡得着,脑子里全是那些证据,来来回回滚。她本来应该去年就能毕业的,然后在武汉找一份教职工作,把单纯的校园生活持续下去。但这件事把所有的东西都打碎了,陶崇园刚刚坠楼时,陶蔓菁是真的相信学校会尽力调查真相的,但后来事情越拖越久,陶崇园的手机再也找不到了,也没有证人愿意站出来了,她才发现,一切都得靠自己。

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她有时候会忍不住想,会不会还有其它的问题,那篇文件名被改掉了的论述高校性侵的文章到底意味着什么。她知道陶崇园给王攀按摩过,但再也没有其他指向性的证据了。那是一个黑洞般的问题,让她恐惧得本能地想逃,她不想看那些证据了,更不想提,她得暗示自己,弟弟并没有过得那么苦。

在本科毕业时,陶崇园曾下定决心要离开王攀,和女朋友一起去华中科技大学读研,种种证据都表明,他当时对王攀的品行已经有所认识,但王攀在和他谈过一次话后,他改变主意了。某种程度上,那是一次命运分叉的路口。我一直无法想象,那一次谈话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陶蔓菁说,即使回过头去看,她依然能理解弟弟,因为陶崇园本科时的确受到王攀诸多照顾,感恩是应当的,在她自己的公开言论中,她对帮助过她的人也时常表达感恩,她觉得只是弟弟看走眼的原因,“没想到他(王攀)是这么变态的一个人。 ”

直到现在,陶蔓菁的爷爷都还不知道孙子出事的事情,对爷爷来说,陶崇园已经如梦想的那样出国深造去了。陶蔓菁不知道还能瞒多久,她自己常常梦到弟弟,全是明亮的部分,两个人一起吃饭,一起出去玩,时间倒退了的感觉。一年过去,弟弟不是变得更模糊了,而是更清晰了。有一次,她在微信运动里,看到陶崇园的名字紧紧跟随在她后面,清晰地闪现在手机屏幕上,她很快就醒悟到,那是因为她用手机登录了他微信的缘故,但那个恍惚的瞬间,她真的有错觉,弟弟又回来了。

(陶蔓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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