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宏伟  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则新闻引起我的注意。一个是12月7日，中控科技的褚健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中控推出工业操作系统OS，可以使企业所有设备，无论是动设备还是静设备，无论 是机电仪控，还是生产数据、原材料数据、化验室数据，销售数据等，都能够在一个平台上集成，从而帮助企业实现安全生产、绿色生产、节能减排、提高产品质量 和企业效率等 。

这个当年被举报涉贪几千万，传闻要把牢底坐穿的人，甫一恢复自由，就做出了这样华丽的转身。

事实上，中控不仅仅是一个做企业产品的。国防装备、石油石化、核电、电网、高铁、三峡大坝等很多场合要需要中控的“工业大脑”。中控的出现打破了国内DCS系统被国外品牌垄断的状况。因其重要性，中控被商务部列为禁止被外资收购的公司。

然 而就是这样一个事关国家安全的企业，其灵魂人物褚健却莫名其妙地被抓了。褚健案自2014年肇始，历时三夏四冬，五次延期，最后以实报实销的三年三个月有 期徒刑尴尬落幕。熟悉中国司法的人都知道，“实报实销”其实就是一种中国式无罪。查不下去，也不想认错放人，于是就关多久便判多久。办案人员不会被追责， 举报者不会被认定诬告陷害，国外的垄断公司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只可怜了中控和褚健白白浪费了三年，中国的国家安全也白白等了三年。

与褚健类似的，就是引起我注意的第二则新闻——华北气荒。

中 国富煤少油贫气，这是不以人为意志转移的基本资源禀赋。在这种资源禀赋下，强行煤改气所带来的华北气荒，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操之过急。就算是慢慢来，把所 有的燃气设备都铺设好，大面积地燃气取暖依然是违背客观自然条件的，依然是极度挥霍资源的，表面上换来了蓝天，却要付出了生产、储备、输送等一连串的衍生 耗费。更重要的是，强行大面积使用我国本就并不充裕的天然气，这也是影响国家能源安全的。

当 然，现在有研究认为，中国有大量的页岩气。如成功开采，就能改变贫气现状。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未来毕竟是未来。当下能不让华北寒心的，其实还是烧 煤。而且，我们眼前就有既能温暖民心，又能保卫蓝天的燃煤技术。山西大同使用了这项技术，三两年的时间就从空气质量垫底的“煤都黑”转变成了整个北方都排 名靠前的“大同蓝”。

我们何必非要煤改气，以至于小学生们只能到院子里晒太阳写作业，冷了就靠跑步取暖呢？

只是可惜，掌握这项技术的人——清华大学付林教授，也被抓了一年多了。

与褚健案类似，付林案同样是有人举报付林侵占清华大学利益。但讽刺的是，“受害人”清华大学自己站出来公开说：“我没损失啊”。

我 没看过付林案的案卷，所以不敢说付林绝对无罪。但我做了这么多年律师，一点行规还是懂的。一个案子，久拖不决，有人举报，受害人却自认没损失。这样的案 子，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不是付林的辩护人，所以无意从细节上做证据分析。我想说的是褚健案、付林案中所反映出来的“司法梗阻”。

褚健案被举报涉案几千万，最后尴尬判三年三个月，那么当年的举报人，他的举报证据是怎么来的？办案人员那么长时间找不到褚健的“几千万”，为什么不对自己的立案产生怀疑？为什么不能把褚健先取保，让褚健带着他的中控继续为国家安全去抗衡国外技术垄断企业？

付林案也是这样。据媒体报道，某企业因合作生隙而报案（见《财经》杂志：《从科研能手到贪污嫌犯，一位清华教授如何跌入产权旋涡》），这让案件从开始就蒙上了因怨求刑的面纱。立案后，抓人一年多，不判不放，进退无据。

美国历经二战而一跃成为科技大国，不是仅仅因为贩卖武器，更重要的原因是吸纳了大量的德国科技人员。我国历有“火线不杀将”，以求最大限度团结人力。而对国家科技有重大贡献可以减刑，这也是现实法条。如果一个明确有罪的人，国家都要让他早点回归科研。那么举重以明轻，在如今雾霾爆表，气荒寒心的窘状下，为什么不能让付林取保出来？就算为了蓝天、为了人民的呼吸、为了群众的取暖，怎么就不能让付林先回到工作中呢？

我国取保率低，众所周知。以至于两会上有代表提出，如今羁押成了一种破案手段，以长期失去自由来迫使嫌疑人提供口供。这种羁押换口供的办案方式，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好抓不好放，一旦案件陷入僵局，往往就成了上不上下不下的各方博弈，最终平衡出一种中国式无罪（错案考评和追责，以及办案机关的面子，也是中国式无罪的重要原因）。

这两年，防范冤假错案的文件出了一个又一个。但在我看来，如果真想防范冤假错案，最应该做的就是以取保为原则，不要拿羁押来逼口供，不要拿实报实销来回避追责。取保是“无罪推定”的最基本程序要求。无此，其他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