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后，我的劳动关系和劳动场所都发生了改变：我已从北京市天钰衡律师事务所，转入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执业。
劳动关系和劳动场所虽变，劳动态度与劳动对象却一如既往。甚至，受到华一所同仁的正面影响，不知不觉中，我的劳动热情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这篇《没有最终结局的结局》分期连载，就是此种情境下的一个意外产出。其实这篇关于聂树斌案的代理手记，本是我一年多以前，应李蒙老师的约请而写的。当时因我岳母病重，住进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CCU病房，我和王女侠的主要精力都耗费在陪护上，因此只能根据过往形成的日记，断断续续地粗略整理成文。
基于文字是流水账式的陈述，加之不愿影响到相关书籍出版，我甚至没有公开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但我后来并未收到过样书，故而时至今日，仍不知书籍是否已经正式出版。本次拿来发表于华一律所公众号，权作是“入伙”呈纳的一份“投名状”吧。
这篇文字里涉及的一些人，一些事，都是我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我尽量不夹杂个人好恶，客观如实记录下来。不为别的，只想给未亲历者或者后人留下一点儿事实真相。生活中，我们见到和听到的伪饰与谎言，已经太多太多，多得就像海啸后触目可见的一堆堆垃圾，甚至连空气中都充斥着一种令人窒息的虚假味道。这不是人类该有的生存环境。
虽然这篇文字主要是根据旧岁日记整理，但我却不能自负地说：每一个细节都准确到毫厘。如有差池之处，欢迎关涉到的当事人据实相驳，一如在庭审中互相质证、辩论。谚云：真理越辩越明。真相亦如是。如果这篇文字能抛砖引玉或一石击水，牵拽或激荡出更多的事实真相，留给历史留给后人，则功德圆满矣！
最后，感谢华一律所为我提供这个平台。南无阿弥陀佛！
李树亭，2021年5月16日。
没有最终结局的结局
——聂树斌案代理手记（连载）
0、宣判无罪
2016年12月2日。
沈阳。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室。
窗外阳光灿烂，室内温暖如春。偌大审判庭里，坐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旁听的人。他们之间，有高校法学教授、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工作者、关注聂树斌案的普通群众，更多的则是来自司法机关的法律人及执业律师。
此时此刻，聂树斌的母亲，年已72岁的张焕枝阿姨，就站在我的身边。她的目光凝视着第二巡回法庭庄严的国徽。而我，则注视着胡云腾大法官和聂树斌案再审合议庭的其他法官。
从发现一案两凶，到提出申诉再审；从费尽种种周折获取判决书，到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下发通知；从长达十余年的申请查阅案卷而不得，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命复查聂树斌案；从代理人查阅聂树斌案、王书金案全部卷宗，到举行“背靠背”的复查听证会；从最高人民法院提审聂树斌案，到第二巡回法庭多次约见申诉人及代理律师，再到全面听取申诉人和代理人陈述意见，万众瞩目的聂树斌案真相，终于像尘封多年的月光宝盒，呈现在了公众的面前。
当胡云腾大法官宣读判决“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时，张焕枝阿姨先是怔了一下，随即便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嘶嚎：“我的儿子回不来了！我的儿子回不来啦！……”我的眼睛也霎时潮润。鉴于张焕枝阿姨情绪过于激动，胡云腾大法官让我替她签收了刑事判决书。
从2005年3月15日，张焕枝阿姨一家委托我代理聂树斌案申诉再审，到2016年12月2日，时间流过了整整11年8个月零16天。
在这11年多的时间里，我记不清去过了多少次下聂庄村。即使在张焕枝阿姨2010年4月10日到2014年12月，解除我代理职务的4年间，因为带领记者去探望采访，也从未间断过。
这期间，说不清曾经遭受了多少次的敷衍推诿，以及各种流言蜚语信口雌黄；也说不清目睹了多少整日把正义挂在嘴边的人，却把正义视作了权力的奴婢。但是，这一页终于被一翻而过。
11年前，我刚接受张焕枝阿姨委托的时候，还是一个满头乌黑茂密长发、刚进不惑之年的“青年律师”；11年后，我的黑发被岁月和艰辛漂洗得稀疏惨白，一步从青年跨越进老年。
而对于聂树斌及其父母来说，正义整整迟到了21年。因为这迟到的正义，聂树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但是正义之剑迸发的光芒，终于穿透了阔大密实的黑箱，将他经历的黑暗和屈辱大白于天下，也终将会斩落枉法制造冤假错案的肮脏之手。
1、接受委托
2005年3月11日。下午有一位老太太打电话来，电话号码显示是石家庄市郊县的。她说她有一个天大的案子，问我敢接不敢接。
我问：您具体是什么案子。
她不说什么案子，只是说：我这是天大的案子，你敢接不敢接？
我说：您到底是什么案子，简单介绍一下总可以吧！
她依旧不说什么案子，依旧问我敢接不敢接。
就这样我们互相问了对方不下十次，我心里有点不耐烦了：你既然找我代理案子，又不告诉我什么案子，我怎么决定代理还是不代理呀！我理解每个当事人为了引起律师对案件的重视，都要把自己的案子说成天大的案子。确实如此，每一件案子对他们来说，都是天大的事；但究竟“天大”到什么程度，总得让我知道一下吧？
最终我妥协了，我说：只要不是把天捅个大窟窿，我没有什么不敢接的。
她说好吧，我一两天内去找你。
3月13日晚上，那位有“天大的案子”的老太太又打电话来，问我明天有没有时间。我请她上午九点钟到所里。并告诉她石家庄饭店的具体位置和我办公室房间号。
3月14日早晨我临时有点事情去办，直到九点一刻才赶到所里。老太太带着两个人已经在接待室等我了。我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有事情耽搁了”，边说边把他们请到我办公室。
坐定之后，我问老太太：您具体什么案子，现在可以说了吧？
她说：我这是天大的案子，看你敢接不敢接？
我说：我如果不敢接，就不会请您过来谈了。
她开始介绍案子的情况，跟来的两个人偶尔插话补充。
于是我得知案子大致情形：十年前，在石家庄市郊区孔寨村玉米地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她的儿子聂树斌被怀疑是凶手，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逮捕，后来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可是前些日子，河南省荥阳市警方抓获了一个叫王书金的犯罪嫌疑人，王书金供述他在石家庄市郊区孔寨村作过一起强奸杀人案。荥阳警方把王书金交给其原籍河北广平县警方后，广平警方根据王书金的供述，在2005年1月22日带王书金到孔寨村指认过作案现场。
我听完，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案子。
我说：如果您向我陈述的情况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案子必须通过申诉提起再审程序。怕老太太不明白，我进一步解释道：
审判监督程序中的申诉，是指有申诉权人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重新处理的一种请求或诉讼活动。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申诉，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也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
再审的目的是彻底查清聂树斌一案的事实真相。这不仅是还聂树斌一个清白，让他冤屈的灵魂得以安息，也对九泉之下的被害人一个交代。一旦案件真相大白后，如果聂树斌是蒙怨负屈而死，亲属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同时有权要求政法机关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但是依据我本人的社会经验，这种案件操作起来会很困难：
首先，案件发生年头很长，调查取证工作会非常困难。当时的知情人或者证人，对事件可能记不清了，或者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说；
其次，有关部门不会积极配合。毕竟，如果是冤案，牵涉到公检法三个部门，执法水平和司法形象会受到损害，同时涉及到国家赔偿问题，这会使相关部门消极应对此事。
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当年的办案人员因为立功荣升，这些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会调动一切关系，千方百计阻挠案件的调查纠正。
老太太听了我的话，可能以为我托辞不管，当场跪下，号啕大哭，恳求我一定为她儿子讨个公道。我与同来的两个男人搀扶她，请她起来，却怎么劝也不行。没办法，我也只好跪在她的面前，答应她：如果聂树斌一案是冤枉的，我会克服一切困难，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冤案翻过来。老太太听我这样下了保证，方才起身拭泪。
我理解一个母亲的心情。十月怀胎，一朝出世，寒来暑往，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成人，茹苦含辛，好不容易上班了，再过一两年，在农村本是快要娶媳妇了，却说被枪毙就枪毙了，而且是背负着强奸杀人的恶名声。
而且，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的生命是用任何财富、地位、名声都无法换取的。如果聂树斌案件真是一桩冤案，如果对一桩冤案听之任之不做纠正，那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国家司法制度和执法环境，更会危及国家的法治精神和治国根本。所以，纠正错案不仅仅是还当事人清白，更重要的是尊重生命，维护正义，弘扬法治精神，也是政治清明的表现。
这时，同来的两个男人中，一个亮出了自己的记者证，介绍自己是河南商报的记者，名叫楚扬。在我接过他递过来的名片，回答他关于我的毕业学校和执业年限等问题时，他的手机响起，然后他到门外楼道里接电话。我听到他说，已经和聂树斌的母亲一起见了律师。律师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看样子水平还行。
我当时让他们回去再考虑一下，考虑好后再做出决定。如果聘请我，就给我打电话，我可以过去办理委托手续。这是因为考虑到她家离市区比较远，年岁大，出入不方便。
晚上接到老太太打来的电话，说已经决定聘请我做代理律师。
3月15日早晨一上班，老太太就过来了。这次，她的女儿也来了。河南商报的楚扬记者依旧随同。签署好委托代理手续，我立即起草了给石家庄市司法局的报告，就代理聂树斌申诉案件一事做了汇报。
楚扬记者拿了两份报纸给了我。报纸上有整版的报道《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下午，楚扬的领导、河南商报的马云龙总编过来所里。寒暄之后，马总说，他中午的时候，刚刚与燕赵都市报社的李总编一起吃的饭。我想他可能向李总打听了我一些情况。
很巧，我1996年到1999年9月在燕赵都市报供职，先后担任过新闻周刊部主任、编委兼副刊专刊部、读者热线部、特别报道部、记者部主任等职务。马总对我的态度很好，大概从李总那里得到的对我的评价不坏。
2、初见郑成月
3月15日当天，除了河南商报报道的《一案两凶，谁是真凶？》还有《新京报》等多家媒体同时披露了此案。我很纳闷，根据我以往在媒体工作的经验，一般是在《河南商报》首发后，再上传给其他兄弟媒体，每个媒体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发稿。后来我专门就此请教马总，原来是3月14日晚《河南商报》签版付印后，马总指令编辑当晚就上传了，所以做到了媒体同步。
律师接手案子，调查取证是首要工作。对于本案，我的代理思路比较清晰：首先，我要证明广平警方确实从河南警方处将王书金押解回来；再次，落实王书金确实供述了在石家庄郊区玉米地强奸杀人的事实；第三，走访聂树斌生前工作的工厂，尽可能多地找到证人或与本案相关的证据；第四，走访受害人生前工作的液压件厂，尽可能多地找到发现受害人遗体的证人或与本案相关的证据；第五，其他与本案相关的直接或间接证据。
虽然媒体报道的内容，不能作为律师办案的证据，但可以成为律师办案的线索。律师调查取证，不是警方和检察院办案，具有很大的难度。另外，我们不能也无权利看到王书金的供述材料，即《讯问笔录》，那些材料将来王书金的辩护律师可以看到，我们也不能向警方过多询问案件的细节问题。
因为王书金是由河南荥阳市警方抓获的，所以，我决定先去河南荥阳了解情况。
3月22日，在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索河路派出所，我见到了索河路派出所所长李建明和指导员石国斌，了解到了王书金被抓获归案以及相关具体情况，并做了《调查笔录》。
2005年1月18日晚，王书金被带到派出所后，一直编造假姓名、假家庭地址来搪塞。他每报一次，警方就上网、打电话认真核查一次。这样一直持续了近24个小时，王书金觉得蒙混不过去了，才说他真名叫‘王书金’，曾经强奸杀过人。警方上网查询发现：河北省公安厅网上通缉的一个犯罪嫌疑人也叫王书金，于是向其户籍所在地河北广平县公安局联系。广平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接到电话，说有这个人，你们把他看好，我马上赶过去！
1月19日凌晨4时，郑成月副局长带人赶到了索河路派出所。郑成月副局长向李建明和石国斌介绍：
王书金曾在广平县强奸、杀害了一名少女，杀完之后把受害人扔进了机井，广平警方已经追捕王书金多年了。之后，双方对王书金进行联合突审，并形成了相关《讯问笔录》后，荥阳警方就把王书金移交给郑局他们，押解回河北广平。
3月22日下午，我从荥阳赶回邯郸；晚上，又在能见度不足两米的浓雾中，连夜从邯郸赶赴广平。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几乎走了一夜。3月23日上午10点多，我来到广平县公安局。先是打电话给办公室主任，主任说领导都开会去了。
等到下午，我们直接闯到郑成月副局长的办公室，他正在接受一个手持数码相机的人采访。我说明此行目的，是为核实王书金已由广平警方刑事立案并指认过作案现场的来意。郑局把手一挥：“无可奉告！”坚决拒绝了我们的请求。
我们只能无功而返。我想只能退而求其次，到王书金指认过的作案现场附近，寻找有无目击证人。
在去河南荥阳之前，考虑到这种爆炸性新闻，会有许多媒体立即跟进做追踪报道，我向聂家简要打了个招呼：
1、如果有媒体采访，要尽量配合，因为媒体的介入，有助于揭开事情的真相；但若是境外媒体来采访，一定要谨慎。因为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对此比较敏感。后来有几家境外媒体采访，聂母都及时向当地有关部门做了汇报，并按要求予以婉拒。
2、媒体来采访，不可能只是一家，但也不会是数家媒体集中一起。因此，每介绍一次事情发生经过，聂母都不可避免地揭开一次平复的伤口，让心灵再一次流血。因此，我建议由张焕枝老人口述，由聂树斌的姐姐张聂淑惠，到时交给来访记者。
从广平回到石家庄后，聂淑惠把整理好的一份材料交给我。我翻看一下，基本上是按我建议的框架写的。
《关于聂树斌一案我知道的事情经过》
（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口述）
各级领导、各位申张正义的记者：
您们好！
我叫张焕枝，住河北省鹿泉市鹿泉镇下聂庄。我儿聂树斌，生于1974年9月23日（阴历）。1995年4月27日，我儿子因莫须有的强奸杀人罪被执行死刑。但是，我们全家人都不相信老实听话的树斌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至死也不相信儿子敢做这种事情，永远不信！！！
1994年9月的一天下午，石家庄市公安局原郊区分局的人来到我家，我正在清理蔬菜，他们问我：“昨天晚上你儿子回来了吗？他是不是叫聂树斌？”我回答：“是，昨天晚上没回来。”公安分局来的人告诉我：“你儿子被逮捕了！”
我脑袋嗡地一声，双腿都站不住了。我靠住墙，问：“为什么逮他呀？”
他们说：“你儿子有作案嫌疑，我们把他逮捕了。”同时还出示了一件女式花上衣，问我：“这件衣服是你家的吗？”我看了看，我家没有这样的衣服，我说：“不是。”
又过了三四天，原郊区公安分局的人又来到我家，告诉我：“准备搜查你家儿子的房间。”他们也没有出示搜查证，我同意了。儿子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被褥，还有一张写字台。他们从写字台里找出一个日记本，问我能带走吗？我同意了。
大约半个月后，一辆小中巴车停在我家胡同口，原郊区公安分局再次来人，通知我拿出一套被褥带走，说你儿子要转往看守所。
后来，我们通过住在石家庄市的二嫂的私人关系，聘请了一位张律师，由他来为儿子辩护。律师与我儿子第一次见面后，在二嫂家里告诉我们：孩子见了律师一直哭。等他平静后，律师告诉他是代表家里来的，然后问他：“第一次你为什么不承认？”儿子没吭声，律师接着又问：“为什么你第二次承认了？”儿子说：“打哩！”。
这句话我永远忘不了，至死也忘不了。通过这句话，律师才知道我儿子口吃。的确，儿子从小说话有些结巴，一遇到事情更紧张，更说不出话来，所以他很胆小，向来做事不爱说，从来不和我顶嘴，忍让性很强。
第二次律师见我，还是在我二嫂家里。他说：“认定你儿子的罪，一个是时间，94年8月5日他去工厂上班迟到了，领班的训了他一顿，当时你儿子在换工作服，后来领班当着其他工人的面又训了他几句，他脱下工作服赌气走了。就是那天他犯的罪。”
而我不认为孩子因为赌气走就去犯罪，他只是在和工厂领班赌气，怎么会因为赌气就到社会上去犯罪？他根本没有这个胆量！记得在1993年，家里养的一只老母鸡腿拐了，我说让他杀掉吃了吧，催了他两三次，他不杀，他说“我不敢”！结果我把那只鸡只好卖了，卖了二块四毛钱。这件事我到现在还记得！儿子连杀鸡都不敢，怎么敢去杀一个人呢？
后来律师又告诉我们，带儿子去现场认地点，衣服都差不多对，所以认定这宗案就是他做的。而我到现在，到死也不相信我儿子会去杀人，街坊四邻，全村人也都不相信从小老实巴交的的树斌会做这种事情。
1995年4月28日，老伴来到北焦看守所给儿子送衣服和吃的，看守所的民警说：“你儿子走了。”老伴一惊，问：“去哪儿了？”民警才说：“昨天已被执行了。”老伴一听，眼含热泪，心中的痛苦没法说！
民警说：“领走他的遗物吧。”老伴说：“儿子都没了，还要这些东西干什么？”老伴强忍着骑车回到家告诉我。我感到无比难受，锥心的痛苦。这是挖走了我的心。我的儿子没有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还怎么活？我大哭一场。我的心在滴血，在撕裂。我不相信我的儿子会干这种事。他冤啊！第二天，我从痛苦中冷静下来，想到人死不能复生，但是我还要他的骨灰。
后来（大约第三天），我来到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要回骨灰。一个法官说：“我给你开封信。”两三天后，我取回了骨灰。取回骨灰后，我想到了要找律师。我和二嫂最后一次来到律师家，律师说：“我最近这两天出差了，没在家。回来我才知道这件事。
就这样，我的儿没有了。儿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深深地刻在我的脑中。我的儿啊！妈妈只有和你在梦中想见。我生生养育的儿啊！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妈想你啊！
我的老伴后来连气带伤心，天天睡不好，吃不下饭。后突发脑血栓被送进医院。从医院回来后，老伴精神越来越差。儿子没有了，又有了病，终于有一天，他服下了安眠药想自杀。幸亏被及时发现，送到医院再次抢救，才留下一条命。但终究因多发性脑梗塞，成了终身残疾，腿脚不利索，口齿不清，现在还不能受任何刺激，看见悲伤激动的事，就时哭时笑。
十年前，我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十年后，我们还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我们相信党和国家政府会为老百姓做主！
......
待续
文章 I 李树亭